1. 唐代茶税的遗产与五代延续
中国茶税制度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初征茶税（十取其一）以补充财政，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茶税迅速从临时措施演变为正式税目。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王涯主持推行全面的茶叶专卖制度，将茶叶的采购、销售权收归政府，私人茶商须向官府购买许可才能经营，此即榷茶制度的正式形态。
五代政权建立后，榷茶制度作为重要财源被各政权继承下来，但执行力度和具体形式因地因时而异。中原五代政权对淮南、荆湖茶区的控制力有限，榷茶收入时断时续；而南方割据政权直接控制主要茶叶产区，能够更有效地推行榷卖政策。
茶叶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北方游牧民族以牛羊肉为主食，缺乏茶叶摄入会引发消化问题，对茶有刚性需求，而中原与北方的茶叶几乎全部来自南方，这使茶叶贸易兼具财政收入与政治筹码的双重属性，能够有效控制茶源的政权由此掌握了对北方贸易的主动权。
2. 楚国茶叶专卖制度——湖南茶的南北贸易
楚王马殷统治湖南期间，将茶叶专卖制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湖南是五代时期重要的茶叶产区，安化、益阳一带的黑茶及其他茶类产量丰富。马殷政权规定，境内所有茶叶必须由官府统购，再由政府控制的榷茶院统一分销，私人不得绕过官府直接贩运。
马殷茶政的核心策略是以茶换铜：允许北方商人携铜钱入楚购茶，但铁钱不得出境，茶叶则由商人携出。这一设计与其铁钱政策相辅相成——北方商人用铜钱换取茶叶，铜钱流入楚国；楚国用多余的铜钱补充铜料来源，同时维持境内铁钱的流通。这套机制使楚国在实行铁钱内循环的同时，依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硬通货。
对北方契丹以及中原地区的茶叶供应，楚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五代史补》等文献记载，长沙茶市在马殷时期极为繁荣，中原、北方乃至蜀地的商人云集于此，茶叶贸易的税收和差价成为楚国财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支撑了马殷近四十年的相对稳定统治。
3. 南唐的茶政与江淮经济
南唐（937—975）控制的江淮地区是唐代以来重要的茶叶产地，宣州、歙州（今安徽南部）以及江西的洪州、袁州均产名茶。李昪建立南唐后，延续并强化了榷茶制度，在主要产茶州设置茶务司，负责征购与分配，同时对流向北方中原的茶叶课以重税，形成对中原政权的财政博弈手段。
南唐茶政的特点在于其双向性：对内通过垄断压低收购价格，以保障政府的购销差价收益；对外则将茶叶出口作为外交筹码，在与中原五代政权的关系紧张时减少茶叶北输，在需要缓和关系时则开放茶叶贸易，以茶易换战马或铜铁等战略物资。
南唐中主李璟时期（943—961），连年对外用兵——先攻闽国（945年）后伐楚国（951年），战费浩大，榷茶收入被大量挪用于军事开支。战争失利后，南唐失去闽地茶区（今福建产茶区），并被迫割让江北十四州给后周（958年），茶叶产区大幅萎缩，财政压力骤增。后主李煜时期不得不进一步加重茶税以弥补亏空，加剧了民间对政权的不满，间接削弱了南唐的统治基础。
4. 茶叶与五代南方政权的财政依赖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茶叶榷卖在五代南方政权的财政结构中所占比重，揭示了这些政权在经济上的深层脆弱性。当茶叶收入稳定时，政权可以维持常备军、兴修水利、推行文治；一旦茶叶贸易受阻或产区遭受战争破坏，财政立刻陷入危机。
楚国是这一规律的典型例证。马殷去世后（930年），楚国王室内讧不断，其子孙相互倾轧，导致茶政执行混乱，商人流失，税收锐减。951年南唐趁乱灭楚，占领湖南后，试图接管楚国的茶叶专卖体系，但因地方反抗与行政混乱，湖南茶政长期未能有效恢复，反而成为南唐财政的包袱之一。
北宋统一后，宋太祖、太宗对茶叶专卖制度进行系统整合，将五代各地零散的茶政纳入统一的茶法框架，先后推行入中法与贴射法，并在1074年王安石变法时推行茶引法，形成更为成熟的市场化管理模式。宋代茶法的演变，直接继承了五代南方政权在榷茶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是理解五代至宋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