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冯道与后唐官刻《九经》——中国第一套官方雕版经典
雕版印刷在唐代主要用于民间佛经、日历和通俗读物的印制，正统儒家经典的传播仍主要依靠手抄。五代时期，这一局面因一位非常之人的倡议而彻底改变。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时任宰相冯道与同僚李愚联名上奏，建议仿照汉代熹平石经的先例，以雕版印刷刊刻儒家"九经"（《易》《书》《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论语》《孝经》《尔雅》，以国子监为主持机构、以唐开成石经为底本校勘，公开刊印颁行。
这一工程的意义在于：其一，打破了经典流传依赖手抄的传统，大幅降低了经典获取的成本与门槛；其二，通过国家权威确立了经典文本的标准版本，减少了抄写错误带来的文本歧义；其三，印刷效率远超手抄，使经典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快速传播。
工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方才全部完成，历时二十二年，冯道本人也在完工前数年辞世（954年卒）。这套官刻《九经》的完成，是五代乱世中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奠定了宋代以印刷术推广儒学教育的制度基础。
2. 五代私刻与坊刻的发展
与官方主导的《九经》刊刻并行，五代时期的私刻与坊刻也在战乱的间隙快速发展。所谓"私刻"，是指士大夫个人出资雕版印刷，以保存典籍或馈赠友朋；"坊刻"则是书坊（书铺）以营利为目的进行的商业性印刷出版。
五代时期坊刻最活跃的地区是成都和汴梁。成都是蜀地的文化中心，前后蜀政权均相对重视文化，城内书坊数量可观。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蜀地书坊当时已能刊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品种之多居全国前列。成都书坊印制的通俗历书更远销各地，是五代商业出版的典型产品。
私刻方面，五代文人在动乱中抢救、整理典籍的努力值得关注。南唐学者徐铉兄弟（徐铉、徐锴）以私家之力校订《说文解字》，虽最终以写本传世，但他们的校勘成果为后来宋太宗时期的《说文》官刻本提供了文本基础。这类私人学术活动构成了五代文化传承中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与官刻工程共同维系了经典文本在乱世中的存续。
3. 蜀地刻书业——乱世文化的南方避难所
在五代所有割据政权中，蜀地（前蜀、后蜀）的文化保存环境最为优越。四川盆地四面险阻，战乱冲击相对有限，中原每逢战乱便有文人、书籍、工匠南下避难，使成都成为五代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化汇聚地之一。
前蜀王建（907—918年在位）本身是军阀出身，但他颇具文化政策的眼光，积极延揽中原流亡文人，其中包括唐末著名词人韦庄。韦庄为前蜀掌书记，主持制定礼乐制度，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人物，其《浣花词》在蜀地整理编定，得以保存流传。
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934—965年在位）在文化赞助上更进一步。孟昶命人刊刻的《文选》《初学记》等大型类书，是蜀地官方刻书业成就的代表。后蜀末期宫廷画院规模庞大，黄筌父子等大批画家得到系统保护，其中储存的绘画技法与作品在965年后蜀灭亡后被宋军携归北方，成为北宋院体画的重要资源。
蜀地刻书业的兴旺有其地理经济基础：四川盛产楮皮纸，适于印刷；成都是重要的印刷墨料产地；当地手工业发达，雕版工人技术成熟。这些条件使蜀地在宋代统一后迅速成为全国出版业的三大中心之一（另两个是汴梁和杭州）。
4. 五代刻书对宋代出版业的历史传承
五代刻书业在技术、人才和制度三个层面为宋代出版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这种传承关系具体而深刻。
在技术层面，蜀地和江南工匠在五代时期发展出成熟的雕版刻印工艺，包括字体设计（经字与坊字）、版面规划、刷印程序和装订方式。北宋统一后，这些工艺随工匠的流动迅速向全国扩散，大大缩短了出版业规范化所需的时间。
在制度层面，冯道主持的国子监官刻模式被北宋完整继承：宋代的国子监刻书制度、以监本为标准的版本权威体系，直接延续了五代官刻的组织框架。北宋统一后不久即着手重刻或补刻五代所遗刻书工程，充分说明宋初统治者将自身定位为五代文化重建事业的继承者。
在文本保存层面，五代刻书业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在战乱导致大量手抄本损毁的年代，雕版印刷以其复制效率大幅提高了文本的存活率。同一内容被印制成数十上百份在不同地点流通，使任何单次军事破坏都难以彻底摧毁某一文本的传承。这一"分布式存储"效应是印刷术对文化传承最深远的贡献，五代刻书业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