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司的职能分工：各管什么
三司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三个有明确职能边界的财政机构：
**盐铁司**：负责盐课、茶税、矿冶收入及部分商税的征收与管理。这是三司中财政体量最大的一司——五代南方各国中，楚国铁钱铸造、闽国海贸课税、南唐茶叶榷卖，都与盐铁使的职能有直接关联。
**度支司**：负责财政收支的核算与调拨，相当于国家预算与拨付部门。军队的粮饷、赏赐的兑付、边镇的补给，都要经过度支司的审批与分配。在财政吃紧的五代年间，度支使往往是拒绝军队加饷要求、承受将领怒火的「背锅」角色。
**户部司**：负责户籍、土地、两税（租庸调演化而来的按户按地征税制度）的管理，是最接近农业税根基的一司。五代各朝对北方州县的实际控制力参差不齐，户部司的运作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朝对地方州县的真实掌控程度。
三司共同向皇帝和宰相负责，三使互不统属，合称「三司」，形成财政权力的水平分割。
2. 唐末到五代：三司体制如何成型
三司的雏形出现在唐代中期。780年两税法颁布后，财政收入大幅重组，唐廷设「盐铁转运使」「度支使」「户部使」分别管理新的财政来源，三使制度由此萌芽。这套安排本为临时性措施，却随着唐末藩镇割据的加剧而固化下来——中央财政能力萎缩，只能依赖专职使职来维持对有限财源的管控。
后梁建立（907年）后，朱温选择沿用这套体制，未做大规模重构。理由很实际：五代初期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军心、保障军饷，而非重建一套新的财政架构。三司体制以其相对明晰的职能边界，成为新政权快速接管财政的现成工具。
后唐庄宗时期（923-926年），由于庄宗大肆赏赐伶人、宦官，财政压力急剧上升，度支使与盐铁使多次与宫廷发生冲突，三司与皇权的张力首次以制度形式显现。郭崇韬在枢密使任内力主节制开支，实际上是在枢密院层面对三司财政提供政策支撑。
3. 五代三司的运作实态
五代各朝的三司运作，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但制度框架始终没有被彻底放弃。
**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每年须向契丹输帛三十万匹（数字有争议，或为二十万匹），这笔固定支出使度支司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三司在后晋年间的核心任务是维持岁贡与军队基本运转的双线开支，空间极为有限。
**后汉**：仅存四年，三司体制未能进行实质调整。
**后周**：柴荣时期是五代三司运作最为规范的阶段。柴荣整顿财政的力度在五代诸朝中最强，他重视户部司的土地户籍清理（均田均税），压缩度支的非军事开支，并通过盐铁司扩大茶法执行范围。显德三年（956年）的均田令，是五代土地财政改革中最具系统性的一次，直接影响了宋初的赋税起点。
4. 三司与枢密院的权力博弈
五代财政史上有一条持续的张力线：枢密院的权力扩张，始终对三司构成侵蚀。
枢密院最初只负责军令传递，但在五代武人政治的环境下，军令很快延伸到军费拨付、将领升降、边镇补给，这些事务原本都在三司职权范围之内。枢密使若与某一藩镇将领关系密切，往往可以直接绕过度支司，以「急务」名义调拨钱粮。三司的审核权在这类操作下形同虚设。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后唐明宗时期。枢密使安重诲与度支使（三司长官）之间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明宗前期——安重诲多次以枢密使身份干预三司的财政决策，而三司则试图通过宰相向皇帝申诉。明宗本人在两者之间反复权衡，最终更多地站在枢密院一边，这一选择强化了枢密院对财政事务的渗透。
这一格局在宋初得到了制度性纠正：宋太祖明确划定枢密院管军令、三司管财政的边界，以法令的形式恢复了三司的独立性。
5. 从五代到宋：三司制度的传承
宋初接手后周政权时，三司体制已经运转了半个多世纪。宋太祖选择保留这套架构，不是出于惰性，而是因为它已经积累了相对稳定的运作经验和人员班底。
宋代三司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职权边界的明确化。宋初通过制度明文，将枢密院对财政事务的介入限制在军需核定层面，三司的审批权重新得到强化。其二，三司使的地位提升。宋代三司使一度被称为「计相」，与中书门下的宰执并列，财政权力获得更高的制度背书。
这一格局维持到宋神宗元丰改制（1080年代），三司被废，财政职能归入重建后的户部，三司作为独立机构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后梁到宋神宗，这套以三司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架构，前后延续了近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