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代货币的混乱——铜钱短缺与私铸泛滥
唐代「开元通宝」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铜钱流通体系，但安史之乱后铸造量持续下降，至唐末已严重供不应求。五代各朝中央政权财政拮据，铸钱原料铜料来源大幅萎缩，加之藩镇割据导致铜矿产区的税收无法集中，官方铸钱能力大为削弱。
在此背景下，民间私铸铜钱之风盛行。私铸钱含铜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以铅、锡掺杂的劣质货币大量流入市场的情况，商人被迫以「论质不论量」方式交易，每次交易都需检验钱币成色，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后唐、后晋时期多次颁布禁私铸令，但收效甚微，因为官方铸钱数量本身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各政权之间货币不互通，跨境贸易须进行繁琐的货币兑换。后蜀铸有自己的「大蜀通宝」，南唐、吴越、南汉均铸有本政权货币，这些货币在各自辖区内流通，形成事实上的货币分裂格局，严重阻碍了区域间商品流通。
2. 楚国铁钱——马殷的货币创新与贸易管控
楚王马殷（852—930）统治湖南约四十年，其货币政策是五代十国最具创意的财政实验之一。面对铜料严重短缺的困境，马殷在897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推行铁钱，以铁代铜，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湖南境内铁矿资源远比铜矿丰富。
马殷铁钱政策的关键设计在于「内外两套标准」：境内百姓必须以铁钱缴纳赋税、进行日常交易，但铁钱被严格禁止携带出境。与境外商人进行茶叶、丝绸等贸易时，楚国要求外商以铜钱或实物结算，这意味着外商进入湖南销售货物所得的铁钱，只能在当地购买本地商品才能消费，客观上形成了强制性的出口促进机制，大量外地商品随外商涌入，而楚国的茶叶、土布等商品则以铜钱或实物价格出口，楚国在贸易中持续获得硬通货流入。
这一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货币管制下的贸易顺差策略。据《资治通鉴》相关记载，楚国境内因此商业活动相当活跃，长沙市场一度热闹繁荣，马殷政权的财政也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
3. 南方各国的货币政策差异
与楚国铁钱并行的，是南方其他政权各不相同的货币选择，折射出各国资源禀赋与经济战略的差异。
吴越国地处浙江，境内铜矿资源相对丰富，且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始终奉中原年号、遵循中原货币标准，铸造的「开元通宝」含铜量较为标准，货币信用较好，有利于其与中原及海外的商品贸易。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控制海上贸易要道，货币政策带有浓厚的掠夺性。南汉刘氏政权铸造的「干亨重宝」铅质含量极高，被史书批评为铅钱，含金属量严重不足，但强制在境内流通，实际上是通过货币贬值向民间转移财富，用于支撑其奢靡的宫廷消费。
南唐则在铜钱与铁钱之间摇摆。前期铸铜钱维持市场信用，中后期随着与后周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开始掺入铁钱流通，货币质量下滑，民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铜钱被囤积，铁钱充斥市面，加剧了南唐晚期的经济困难。
4. 货币混乱对经济的深远影响
五代货币秩序的崩解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但也催生了若干应对机制，这些机制对后世商业史有深远意义。
在短期内，货币不稳导致商人大量使用实物交换，绢帛、粮食、茶叶在许多地区充当了事实上的结算媒介。部分大宗交易干脆回归以货易货，增加了交易摩擦成本。而在货币信用较差的地区，商人会主动要求以白银或铜钱结算，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白银作为储值手段的早期发展，为宋代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埋下伏笔。
在长期层面，五代货币分裂的历史记忆促使宋太祖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货币统一问题。北宋统一后迅速整顿铸钱体系，在各主要路分设置监钱院，统一钱文、规范成色，并在970年代对私铸行为施以严厉刑罚，这些举措均是对五代货币混乱教训的直接回应。
楚国铁钱实验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它证明了非贵金属货币在严格管控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一思路在北宋四川交子（纸币）的出现中得到了更深远的延伸——从铁钱到纸币，都是在铜钱短缺压力下的制度创新链条上的不同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