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
五代政权的建立与终结几乎均伴随兵变。从朱温弑帝篡唐到陈桥驿黄袍加身，兵变成为五代权力更迭的主要机制，折射出武人政治的本质与文官政治的式微。
五代五个王朝共经历皇帝十四位，其中死于非命者多达七人，多数与兵变直接相关。五代兵变有三种主要模式：强藩起兵推翻中央（如后唐灭后梁、后晋灭后唐）；武将发动宫廷政变（如后汉隐帝被杀、后唐庄宗被乱兵射杀）；军队推举新主（如后周灭后汉、宋代后周）。
五代标志性兵变：926年邺城之变，后唐庄宗李存勗宠信伶人，兴教门之变中被射杀；950年郭威率军南下，后汉隐帝被杀，后周建立；960年陈桥驿，赵匡胤被将士黄袍加身，夺后周建宋，是最后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五代兵变。
五代兵变频发的制度根源在于牙兵文化——节度使的亲军不仅是军事力量，更掌握废立之权。魏博牙兵尤为典型，历史上数次杀节度使、另立新主。骄兵悍将使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建立稳定权威，长安天子魏府牙兵的说法道尽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
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兵变的危险，登基后迅速消除这一制度根源：杯酒释兵权（961年）解除禁军将领兵权；推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提升文官地位，逐步以文制武。宋代再未发生军事政变。
五代十国（907—979）是晚唐秩序崩解后的长期重组期：北方中原五个王朝快速更替，南方与边地多个政权并立。分裂并非「突然失控」，而是藩镇军镇结构、财政与军权的内生结果；统一也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宋朝在制度收束与兼并推进中逐步完成。
「唐宋变革」通常用来概括唐末到宋代之间的长期转型：门阀与贵族色彩减弱，科举与文官体系更稳定，财政、军事与地方治理也随之重组。五代十国正处在这一转型的关键过渡带。
陈桥兵变（960）是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统一的关键拐点：赵匡胤在陈桥驿被禁军拥立，随后入汴建立宋朝。它表面是一次军事政变，深层则暴露了五代“军权决定政权更替”的结构问题，并推动宋初走向收兵权、强文官的制度路线。
五代政权更替频繁，背后有一组持续的结构矛盾：中央需要禁军维持首都与皇权安全，但禁军又可能成为兵变的发动者；地方需要军镇维持秩序与边防，但地方兵权一旦坐大又会走向割据。宋初的「收兵权」路线，正是为解决这组矛盾而来。
藩镇原本是唐代为边防与军务设置的军镇体系，节度使作为军镇最高长官，逐渐掌握军权、财权与人事权。唐末中央衰弱后，藩镇从“代行军务”走向“自立割据”，并直接延续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格局。
五代十国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经历了深刻的制度重构。枢密院从唐代宦官机构演变为武臣掌握军政决策的核心部门，三司则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大财政职能从宰相府分离出去，形成独立运作的财政管理体系。这一双轨制——宰相主文政、枢密使主军政、三司主财政——打破了传统政事堂的权力集中格局，深刻影响了宋代行政体制的设计逻辑。
沙陀是晚唐以来活跃于北方边地的军事集团。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等政权与沙陀军政力量关系密切。理解沙陀，有助于把五代的“政权更替”放回更大的北方地缘与多族群互动背景中。
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王朝北方防线的关键屏障。后晋石敬瑭为借契丹兵夺位，将其割让给契丹，此后宋辽长期对峙的战略格局由此奠定。
五代北方政治同时受两股力量牵动：沙陀军事集团深度参与中原王朝更替，契丹则在北方建立辽并成为关键外部变量。两者的结盟与冲突，塑造了后晋的战略选择，也奠定了宋初面对的北方格局。
“杯酒释兵权”通常用来概括宋初收束军权的一类做法：通过政治安抚与制度安排，让重要将领退出对禁军与地方兵权的直接控制。它与陈桥兵变的经验相呼应，是宋初从“武人干政”转向“文治收束”的标志性节点。
宋朝建立后，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与政治招抚，逐步结束十国割据并收官北汉。统一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多点推进、财政与军事协同的长期工程。
宋辽对峙并非单纯的“打与不打”，而是一套由燕云十六州、边境屏障、骑兵机动与财政承受力共同决定的长期结构。理解这套结构，才能看懂宋初为何屡攻不成、为何最终走向澶渊议和。
五代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唐末财政危机的产物。这套分权体制在五代各朝历经调整，在枢密院的权力侵蚀下艰难维系，最终以略经改造的形态传入宋代，成为北宋财政运作的核心框架。理解三司，才能理解五代财政史上"乱而不断"的制度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