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
五代藩镇割据是唐代藩镇问题的延续与激化。强藩直接决定王朝兴废，政权更迭均伴随藩镇间的军事角力。这一格局直到后周、北宋的中央集权改革才告终结，历时约一百七十年。
五代初期，北方存在数十个大小不等的藩镇。最强者控制中原，建立五代王朝；次强者则在周边割据，向中原称臣或保持独立。典型的独立藩镇有岐国（李茂贞，凤翔，拒不承认后梁正朔）、桀燕（刘守光，幽州，911年称帝，913年被灭）、赵（王镕，镇州）、义武（王处直，定州）等。
五代的政权更迭几乎全部是强藩取代弱藩的过程：后唐灭后梁（923年）是河东藩镇击败宣武藩镇；后晋代后唐（936年）是河东节度使引外援推翻中央；后汉代后晋（947年）是河东刘知远趁辽军北撤而起；后周代后汉（950年）是邺都郭威发动兵变。
长期的藩镇割据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北方人口因频繁战争大量减少，大量劳动力南迁推动南方经济繁荣；藩镇掠夺加重赋税，农民破产；牙兵文化盛行，骄兵悍将左右政局。冯道历事五朝十主，折射出士人在藩镇政治下的无奈处境。
宋太祖赵匡胤推行收精兵、制钱谷、夺行政权三策：以中央禁军取代藩镇私兵、以转运使掌财赋、以知州代节度使——从根本上拆解了藩镇的权力基础，结束了延续约170年的藩镇割据时代。
五代十国（907—979）是晚唐秩序崩解后的长期重组期：北方中原五个王朝快速更替，南方与边地多个政权并立。分裂并非「突然失控」，而是藩镇军镇结构、财政与军权的内生结果；统一也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宋朝在制度收束与兼并推进中逐步完成。
「唐宋变革」通常用来概括唐末到宋代之间的长期转型：门阀与贵族色彩减弱，科举与文官体系更稳定，财政、军事与地方治理也随之重组。五代十国正处在这一转型的关键过渡带。
藩镇原本是唐代为边防与军务设置的军镇体系，节度使作为军镇最高长官，逐渐掌握军权、财权与人事权。唐末中央衰弱后，藩镇从“代行军务”走向“自立割据”，并直接延续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格局。
陈桥兵变（960）是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统一的关键拐点：赵匡胤在陈桥驿被禁军拥立，随后入汴建立宋朝。它表面是一次军事政变，深层则暴露了五代“军权决定政权更替”的结构问题，并推动宋初走向收兵权、强文官的制度路线。
五代政权更替频繁，背后有一组持续的结构矛盾：中央需要禁军维持首都与皇权安全，但禁军又可能成为兵变的发动者；地方需要军镇维持秩序与边防，但地方兵权一旦坐大又会走向割据。宋初的「收兵权」路线，正是为解决这组矛盾而来。
五代十国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经历了深刻的制度重构。枢密院从唐代宦官机构演变为武臣掌握军政决策的核心部门，三司则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大财政职能从宰相府分离出去，形成独立运作的财政管理体系。这一双轨制——宰相主文政、枢密使主军政、三司主财政——打破了传统政事堂的权力集中格局，深刻影响了宋代行政体制的设计逻辑。
五代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唐末财政危机的产物。这套分权体制在五代各朝历经调整，在枢密院的权力侵蚀下艰难维系，最终以略经改造的形态传入宋代，成为北宋财政运作的核心框架。理解三司，才能理解五代财政史上"乱而不断"的制度连续性。
沙陀是晚唐以来活跃于北方边地的军事集团。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等政权与沙陀军政力量关系密切。理解沙陀，有助于把五代的“政权更替”放回更大的北方地缘与多族群互动背景中。
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王朝北方防线的关键屏障。后晋石敬瑭为借契丹兵夺位，将其割让给契丹，此后宋辽长期对峙的战略格局由此奠定。
五代北方政治同时受两股力量牵动：沙陀军事集团深度参与中原王朝更替，契丹则在北方建立辽并成为关键外部变量。两者的结盟与冲突，塑造了后晋的战略选择，也奠定了宋初面对的北方格局。
“杯酒释兵权”通常用来概括宋初收束军权的一类做法：通过政治安抚与制度安排，让重要将领退出对禁军与地方兵权的直接控制。它与陈桥兵变的经验相呼应，是宋初从“武人干政”转向“文治收束”的标志性节点。
宋朝建立后，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与政治招抚，逐步结束十国割据并收官北汉。统一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多点推进、财政与军事协同的长期工程。
宋辽对峙并非单纯的“打与不打”，而是一套由燕云十六州、边境屏障、骑兵机动与财政承受力共同决定的长期结构。理解这套结构，才能看懂宋初为何屡攻不成、为何最终走向澶渊议和。
科举把“考试—选官”制度化，塑造了更稳定的士大夫与文官体系。宋初在五代武人政治的背景下更强调文官治理，科举与官僚体系因此成为宋代文治的制度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时断时续，战乱使传统仕途充满风险。在此背景下，藩镇节度使幕府成为文人进入权力结构的重要替代通道。掌书记、判官、推官、书记等幕职人员构成了地方政权运作的文书与行政骨干，既是节度使的私人幕僚，也承担着实质性的行政、司法与外交功能。这一制度孕育了一批五代至宋初的重要文人，也为宋代地方行政的文官化提供了人才储备。
五代乱世并未彻底中断中国的文化传承，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使书籍生产在战乱间隙得以延续。后唐宰相冯道主持的官刻《九经》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雕版印刷经典，历时二十二年完成；与此同时，蜀地和江南的私刻、坊刻业蓬勃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南方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为北宋统一后出版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五代的藩镇幕府，既是军政割据的组织基础，也是文人士大夫在战乱年间维持生计与传承学问的制度性庇护所。掌书记、节度判官、推官、巡官等幕职，构成了五代行政运作中被史书严重低估的一层——没有这批流动在各政权幕府的文吏，无论是地方州县的日常治理，还是唐宋之间的制度与文化传承，都将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