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持续战乱导致大量人口南迁，南方十国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农业、手工业、海上贸易快速发展，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为宋代南方繁荣奠定基础。
五代期间，北方历经五个王朝频繁更迭，战争、掠夺、重税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南方十国大多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吴越善事中国、保境息民，楚马殷不争中原，前后蜀据天险自守。这一格局为南方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
南方十国时期，江南的水利建设显著推进。吴越大规模治理钱塘江，设撩浅军专门管理水利，开垦大量良田。越窑青瓷（秘色瓷）享誉海内外，景德镇制瓷也在此时期奠基。楚国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湖南茶成为重要贸易商品。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重要的发展节点。泉州在留从效、陈洪进治理下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阿拉伯、波斯商人大量定居，刺桐港开始享誉海外。南汉控制的广州也是重要外贸口岸，这一时期奠定的海贸基础在宋元时期得到极大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加速完成的历史过程。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在此时期初步形成。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江南彻底成为中国的经济核心，这一历史走向在五代十国时期已见端倪。
十国并立的数十年间，各割据政权在中原五代王朝的强势压迫与彼此之间的竞争博弈中寻找生存空间，形成了复杂的外交关系网络。吴越以"善事中国"为战略核心，始终奉中原年号、定期朝贡；南唐先扩张后收缩，经历了从兼并邻国到臣服北宋的历史弧线；荆南高氏则以夹缝求存着称，通过"借道外交"在强邻之间周旋长达五十余年。这些迥异的外交策略，折射出五代十国时期地缘政治的深层逻辑。
「十国」并不是十个一模一样的小朝廷，而是一组在不同地理与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地方政权：有的依托港口与海贸，有的依托水网农业与城市，有的处在山地或边境，策略从扩张到保境安民各不相同。理解这些差异，才能读懂十国为何能长期并存，以及宋初为何能逐步统一。
五代十国的战乱主要集中在华北与中原，人口、资本与技术持续南下；而江南不少地区相对稳定，南方政权更倾向“保境安民”。两者叠加，推动了农业、水利、城市与市场的长期上升，为宋代繁荣奠定了关键基础。
吴越（907—978）能在五代十国的混战中长期存续，关键在于“保境安民”的治理取向：对外谨慎结盟与顺势称臣，对内重视水利与城市经济，以稳定换取增长，并最终以纳土归宋结束割据。
五代十国时期，统一的货币秩序随唐朝的崩解而瓦解。铜钱短缺、私铸泛滥、各地政权自行铸造货币，造成流通领域的严重混乱。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楚国马殷推行的铁钱制度，通过以铁代铜、限制铁钱出境，将货币政策与贸易管控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区域经济模式。南方各国迥异的货币政策，折射出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在财政与贸易上的各自为政。
茶叶专卖制度（榷茶）由唐代中期确立，至五代时期成为南方各割据政权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楚国马殷将湖南茶叶的产销控制权集中于政权手中，以茶换铜、以茶易物，构建起独特的对外贸易体系。南唐则依托江淮地区的茶叶产区，以榷茶收入支撑军费与宫廷开支。茶政的兴衰折射出五代南方经济的活力与脆弱并存。
越窑是中国青瓷的代表性窑口，其产品在五代吴越国时期达到工艺巅峰。吴越王钱镠及其后继者对越窑实施独家垄断，将最精致的秘色瓷作为贡品进献中原王朝和佛教寺院，既维系政治关系，又借助宗教供养彰显国威。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终于解开了延续千年的秘色之谜，印证了五代越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南唐（937—975）处在江南相对稳定与北方强敌压力并存的时代。一方面，它在军事与外交上逐步走向衰败；另一方面，金陵为中心的城市文化与词的创作却达到高峰，成为两宋文人文化的重要前史。
宋朝建立后，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与政治招抚，逐步结束十国割据并收官北汉。统一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多点推进、财政与军事协同的长期工程。
五代的藩镇幕府，既是军政割据的组织基础，也是文人士大夫在战乱年间维持生计与传承学问的制度性庇护所。掌书记、节度判官、推官、巡官等幕职，构成了五代行政运作中被史书严重低估的一层——没有这批流动在各政权幕府的文吏，无论是地方州县的日常治理，还是唐宋之间的制度与文化传承，都将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