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
五代时期科举制度在战乱中艰难延续，为宋代文官政治储备人才。五代各朝虽以武力立国，但均不废科举，冯道等文臣的出现预示着从武人政治向文官政治的历史转型。
五代各朝均延续唐代科举制度，每年举行进士、明经等科考试。尽管政权更迭频繁，科举从未中断。进士科尤受重视，五代共录取进士约一千余人，其中不乏后来在宋初担任要职者，如薛居正（编修旧五代史）、王溥（著五代会要）等。
冯道（882-954年）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主，官至宰相，是五代文臣的典型代表。他力主保全儒家文化典籍，主持刊刻九经（932-953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力量系统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对文化传承意义深远。
相较于战乱频仍的北方，南方十国的科举与文化事业更为兴盛。南唐科举制度完善，礼遇文人，成为词学与绘画的重要中心。吴越大量刻印佛经与典籍。北方的文化破坏与南方的文化保存形成鲜明对比，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基础。
宋太祖赵匡胤大力扩展科举，增加录取名额，提升文官地位，确立以文驭武原则。五代科举的延续为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是唐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把“考试—选官”制度化，塑造了更稳定的士大夫与文官体系。宋初在五代武人政治的背景下更强调文官治理，科举与官僚体系因此成为宋代文治的制度基础。
「唐宋变革」通常用来概括唐末到宋代之间的长期转型：门阀与贵族色彩减弱，科举与文官体系更稳定，财政、军事与地方治理也随之重组。五代十国正处在这一转型的关键过渡带。
藩镇原本是唐代为边防与军务设置的军镇体系，节度使作为军镇最高长官，逐渐掌握军权、财权与人事权。唐末中央衰弱后，藩镇从“代行军务”走向“自立割据”，并直接延续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格局。
陈桥兵变（960）是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统一的关键拐点：赵匡胤在陈桥驿被禁军拥立，随后入汴建立宋朝。它表面是一次军事政变，深层则暴露了五代“军权决定政权更替”的结构问题，并推动宋初走向收兵权、强文官的制度路线。
“杯酒释兵权”通常用来概括宋初收束军权的一类做法：通过政治安抚与制度安排，让重要将领退出对禁军与地方兵权的直接控制。它与陈桥兵变的经验相呼应，是宋初从“武人干政”转向“文治收束”的标志性节点。
宋朝建立后，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与政治招抚，逐步结束十国割据并收官北汉。统一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多点推进、财政与军事协同的长期工程。
五代十国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经历了深刻的制度重构。枢密院从唐代宦官机构演变为武臣掌握军政决策的核心部门，三司则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大财政职能从宰相府分离出去，形成独立运作的财政管理体系。这一双轨制——宰相主文政、枢密使主军政、三司主财政——打破了传统政事堂的权力集中格局，深刻影响了宋代行政体制的设计逻辑。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时断时续，战乱使传统仕途充满风险。在此背景下，藩镇节度使幕府成为文人进入权力结构的重要替代通道。掌书记、判官、推官、书记等幕职人员构成了地方政权运作的文书与行政骨干，既是节度使的私人幕僚，也承担着实质性的行政、司法与外交功能。这一制度孕育了一批五代至宋初的重要文人，也为宋代地方行政的文官化提供了人才储备。
五代乱世并未彻底中断中国的文化传承，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使书籍生产在战乱间隙得以延续。后唐宰相冯道主持的官刻《九经》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雕版印刷经典，历时二十二年完成；与此同时，蜀地和江南的私刻、坊刻业蓬勃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南方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为北宋统一后出版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五代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唐末财政危机的产物。这套分权体制在五代各朝历经调整，在枢密院的权力侵蚀下艰难维系，最终以略经改造的形态传入宋代，成为北宋财政运作的核心框架。理解三司，才能理解五代财政史上"乱而不断"的制度连续性。
五代的藩镇幕府，既是军政割据的组织基础，也是文人士大夫在战乱年间维持生计与传承学问的制度性庇护所。掌书记、节度判官、推官、巡官等幕职，构成了五代行政运作中被史书严重低估的一层——没有这批流动在各政权幕府的文吏，无论是地方州县的日常治理，还是唐宋之间的制度与文化传承，都将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