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
五代时期正统观争议激烈：各政权以年号宣示合法性，南方割据政权多奉中原年号或自立年号以示独立。欧阳修新五代史以正统论裁量五代，深刻塑造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五代各朝均使用自己的年号以彰显正统，然而围绕正统的争议从未停止：后梁建立时，李茂贞拒绝承认后梁，继续沿用唐朝年号长达十七年（907-924年）；吴国也长期使用唐哀帝年号，迟至919年才正式称帝建年号；南汉、南唐等均以皇帝自居，另立年号。
宋代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以春秋笔法裁量五代：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列为正统本纪，而将十国列为世家，从史学上确立了五代正统、十国割据的叙事框架，但对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持严厉批判态度。
南方十国对年号的处理反映其政治策略：吴越始终奉中原年号，不自立年号，以善事中国换取和平；南唐、南汉、前后蜀均自立年号，宣示独立。年号的选择不仅是礼仪问题，更是政治表态——奉中原年号意味着臣服，自立年号意味着与中原对等。
欧阳修新五代史确立的正统叙事对后世影响极深，将五代定性为乱世。二十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开始重新评价五代十国，强调其在唐宋变革中的过渡意义，以及南方十国对文化、经济的保存与发展作用，逐渐形成更为全面的历史认知。
科举把“考试—选官”制度化，塑造了更稳定的士大夫与文官体系。宋初在五代武人政治的背景下更强调文官治理，科举与官僚体系因此成为宋代文治的制度基础。
「唐宋变革」通常用来概括唐末到宋代之间的长期转型：门阀与贵族色彩减弱，科举与文官体系更稳定，财政、军事与地方治理也随之重组。五代十国正处在这一转型的关键过渡带。
藩镇原本是唐代为边防与军务设置的军镇体系，节度使作为军镇最高长官，逐渐掌握军权、财权与人事权。唐末中央衰弱后，藩镇从“代行军务”走向“自立割据”，并直接延续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格局。
五代十国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经历了深刻的制度重构。枢密院从唐代宦官机构演变为武臣掌握军政决策的核心部门，三司则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大财政职能从宰相府分离出去，形成独立运作的财政管理体系。这一双轨制——宰相主文政、枢密使主军政、三司主财政——打破了传统政事堂的权力集中格局，深刻影响了宋代行政体制的设计逻辑。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时断时续，战乱使传统仕途充满风险。在此背景下，藩镇节度使幕府成为文人进入权力结构的重要替代通道。掌书记、判官、推官、书记等幕职人员构成了地方政权运作的文书与行政骨干，既是节度使的私人幕僚，也承担着实质性的行政、司法与外交功能。这一制度孕育了一批五代至宋初的重要文人，也为宋代地方行政的文官化提供了人才储备。
五代乱世并未彻底中断中国的文化传承，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使书籍生产在战乱间隙得以延续。后唐宰相冯道主持的官刻《九经》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雕版印刷经典，历时二十二年完成；与此同时，蜀地和江南的私刻、坊刻业蓬勃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南方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为北宋统一后出版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五代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唐末财政危机的产物。这套分权体制在五代各朝历经调整，在枢密院的权力侵蚀下艰难维系，最终以略经改造的形态传入宋代，成为北宋财政运作的核心框架。理解三司，才能理解五代财政史上"乱而不断"的制度连续性。
五代的藩镇幕府，既是军政割据的组织基础，也是文人士大夫在战乱年间维持生计与传承学问的制度性庇护所。掌书记、节度判官、推官、巡官等幕职，构成了五代行政运作中被史书严重低估的一层——没有这批流动在各政权幕府的文吏，无论是地方州县的日常治理，还是唐宋之间的制度与文化传承，都将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