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

910年

潞州之战

后梁与晋国（后唐前身）在潞州展开拉锯，李存勗解围并巩固河东势力，是后梁—后唐对峙中的关键节点之一。

910年

柏乡之战

后梁与晋国在柏乡交战，后梁大败。此役奠定了晋军北方优势，是后梁—后唐对峙格局的重要转折之一。

923年

李存勗灭后梁

李存勗攻入开封，后梁灭亡，后唐建立并一度实现北方整合。

925年

巴蜀之役

后唐出兵攻入成都，前蜀灭亡。巴蜀地区短暂纳入中原政权控制，也为后续后蜀的再度割据埋下伏笔。

926年

鄴城之变

后唐禁军在鄴城兵变，唐庄宗李存勗遇害，明宗李嗣源继位。此事暴露后唐内部军政结构的脆弱性。

934年

后蜀孟知祥建立

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四川盆地凭借地理与经济条件再次进入割据阶段，延续了十国时期的区域分裂格局。

936年

石敬瑭叛后唐

石敬瑭在河东起兵反后唐，并引契丹入局，最终建立后晋。作为交换，燕云十六州被割让，深刻改变了宋辽时期的北方战略格局。

沙陀势力：五代北方政治舞台上的关键变量

沙陀是晚唐以来活跃于北方边地的军事集团。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等政权与沙陀军政力量关系密切。理解沙陀，有助于把五代的“政权更替”放回更大的北方地缘与多族群互动背景中。

藩镇与节度使：唐末军镇结构如何走向割据

藩镇原本是唐代为边防与军务设置的军镇体系，节度使作为军镇最高长官，逐渐掌握军权、财权与人事权。唐末中央衰弱后，藩镇从“代行军务”走向“自立割据”，并直接延续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格局。

三司体制：五代的财政分权架构

五代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唐末财政危机的产物。这套分权体制在五代各朝历经调整，在枢密院的权力侵蚀下艰难维系，最终以略经改造的形态传入宋代，成为北宋财政运作的核心框架。理解三司，才能理解五代财政史上"乱而不断"的制度连续性。

五代十国：为什么会分裂，又如何走向统一

五代十国（907—979）是晚唐秩序崩解后的长期重组期：北方中原五个王朝快速更替，南方与边地多个政权并立。分裂并非「突然失控」，而是藩镇军镇结构、财政与军权的内生结果；统一也并非「一战定乾坤」，而是宋朝在制度收束与兼并推进中逐步完成。

沙陀与契丹：五代北方力量的互动

五代北方政治同时受两股力量牵动：沙陀军事集团深度参与中原王朝更替，契丹则在北方建立辽并成为关键外部变量。两者的结盟与冲突，塑造了后晋的战略选择，也奠定了宋初面对的北方格局。

枢密院与三司：五代中央权力的双轨制

五代十国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经历了深刻的制度重构。枢密院从唐代宦官机构演变为武臣掌握军政决策的核心部门，三司则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大财政职能从宰相府分离出去，形成独立运作的财政管理体系。这一双轨制——宰相主文政、枢密使主军政、三司主财政——打破了传统政事堂的权力集中格局，深刻影响了宋代行政体制的设计逻辑。

幕职制度：藩镇行政的实际承载者

五代的藩镇幕府，既是军政割据的组织基础，也是文人士大夫在战乱年间维持生计与传承学问的制度性庇护所。掌书记、节度判官、推官、巡官等幕职，构成了五代行政运作中被史书严重低估的一层——没有这批流动在各政权幕府的文吏，无论是地方州县的日常治理，还是唐宋之间的制度与文化传承，都将是另一番面貌。

唐宋变革：从贵族政治到官僚社会

「唐宋变革」通常用来概括唐末到宋代之间的长期转型：门阀与贵族色彩减弱，科举与文官体系更稳定，财政、军事与地方治理也随之重组。五代十国正处在这一转型的关键过渡带。

科举与文官体系：宋代文治的制度基础

科举把“考试—选官”制度化，塑造了更稳定的士大夫与文官体系。宋初在五代武人政治的背景下更强调文官治理，科举与官僚体系因此成为宋代文治的制度基础。

幕职制度：五代藩镇的文人行政网络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时断时续，战乱使传统仕途充满风险。在此背景下，藩镇节度使幕府成为文人进入权力结构的重要替代通道。掌书记、判官、推官、书记等幕职人员构成了地方政权运作的文书与行政骨干，既是节度使的私人幕僚，也承担着实质性的行政、司法与外交功能。这一制度孕育了一批五代至宋初的重要文人，也为宋代地方行政的文官化提供了人才储备。

五代刻书业：乱世中的文化薪火

五代乱世并未彻底中断中国的文化传承，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使书籍生产在战乱间隙得以延续。后唐宰相冯道主持的官刻《九经》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雕版印刷经典，历时二十二年完成；与此同时，蜀地和江南的私刻、坊刻业蓬勃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南方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为北宋统一后出版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